落秋中文

结束编（第3页）

死有轻重。

死以为国，

身毁名荣。

帝制的崩溃，是因革命党人的身毁而崩溃。

帝制的崩溃，是因众多的推手而崩溃。

我们从前面讲到汪士铎的日记来看，光绪年间的“世乱”之象，在学者的眼里，主要是“人多”；在经学家眼里，主要是有“妖孽”；在玄学家眼里，是“天谴”；在孟子眼里，是“五百年王者大兴”；在董仲舒眼里，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在康有为眼里，是“生机已尽”、赶紧“变法”；在孙中山眼里，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张之洞眼里，是“中体西用”；在吴可读眼里，是“一误再误”。到了慈禧太后，她却无力补天。到了隆裕太后，干脆“揖让开尧天”。

我们且回顾慈禧的“补天”慈禧想不想像女娲那样补天呢？

她想。

但慈禧的补天，例如，她的移风易俗及其立宪，都是有其底线的。

慈禧既要搞立宪，又要设定“预备”“立宪”的限制，这是她不得已而为的情结。不错，她之所以要搞立宪，固然是为了想调和满、汉日益深化的矛盾，巩固满洲贵族的长期统治。如她在流亡西安后，于1901年4月颁布新政，接着又在同年12月23日，发布了允许满汉通婚，并劝导汉人妇女不缠足等懿旨，“光绪帝谕内阁将慈禧这道懿旨颁发全国”。懿旨写着：

我朝深仁厚泽，沦浃寰区。满汉臣民，朝廷从无歧视。惟旧例不通婚姻，原因入关之初，风俗、语言或多未喻，是以著为禁令。今则风同道一，已历二百余年，自应俯顺人情，开除此禁。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毋庸拘泥。至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捂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断不准官吏胥役借词禁令，扰累民间，如遇选秀女年份，仍由八旗挑取，不得采及汉人，免蹈前明弊政，以示限制，而恤下情。将此通谕知之。

满人一向认为自己的血统高贵，不与汉人通婚，对这祖宗立下的二百余年的之法，被慈禧取消了。

至于取消妇女缠足，康熙、乾隆两帝也禁止过，但屡禁不止。汉人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胡适认为，“可能始于五代，这是抽象的揣度”；而林语堂则具体指出，“始于唐后主（李煜）的皇家歌舞会上”。女人自幼缠足，是不人道的。慈禧反对女人缠足，出于对女同胞的尊重。按李傲在《睁眼看慈禧》的话说：“慈禧是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她主张女人要有尊严和优雅的生活。强调女人的独立精神。她认为女人应该读书识字，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

的确，历史上的汉人男子，一直把女人当做除了会生儿育女，就只能围着锅台转，只能相夫教子的持家女人，要天足干吗？“一丈之内日夫”，“一夫之妇日内”，所谓“内人”，是没必要出门做事业的，否则就会成为易卜生笔下的追求自由的娜拉了。有意思的是，在民国时，据说名演员蓝平与王莹争当“出走的娜拉”；不缠足的妇女，许多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家庭失去了贤惠女人的操持。从巴金“激流三部曲”的《家》、《春》、《秋》小说里，可以领略到家不像家的情景。

我无法找到历代倡导女人缠足的旨令，它似乎是来自民间男人大丈夫的“私刑”专利。慈禧移风易俗，改掉汉人旧恶习，却收效甚微。只有上海成立了“天足会”。辛亥革命斗士吴玉章说：“这不简单是一个家庭里的问题，也不简单是一个放脚的问题，这乃是一场严重的新旧斗争”，“1903年我到日本以后，我的女儿又届缠足的年龄了，我妻写信来说要给她缠足，我立刻写信回去严厉地反对，于是我女儿那双刚刚缠上的小脚，居然得到了解放”。但缠足一事，直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颁布取缔，才算了断了缠足的俗习。但通过缠足而以“三寸金莲”为美的眷恋仍是令人惊讶的。我在《大话中国人》一书写下了这么一段事实：

所谓“三寸金莲”至今还传为美谈。

请看清代方绚就著有称颂缠足的好处：“弱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则柔美，秀方却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软或可以所求，秀但可以神遇。”

更有趣的是，清末民初的北大教授辜鸿铭，他喜闻小脚之臭，赞成女子缠足，宣扬小脚之美，他说：“如果说写不出文章来，一捏女人的小脚，灵感就来了”。

你看，本来极残酷的手段，却发生了美感，成了精品，成了绝活。

由此可见，一种行为观念一旦形成，中国人就很难扔掉。

林语堂得出结论并认定：“缠足是很痛苦，但她有一双美观的脚，这是她一生的光荣。”

一个是著名学者、还是后来的名牌教授，一个是著名作家、还是后来的进步人士，却把由晚清至民国的禁令，视为儿戏，以恶为好，况且凡夫俗子了。由此也可想见，慈禧政府在那个“反清复明”、“创立民国”、“君主立宪”高涨的时候，想以“满、汉通婚”、反对“有伤造物”的“率多缠足”等亲民的终极关怀来，已经不足于引起汉人的兴趣，更别说感恩了。

慈禧自发动“戊戌政变”后，她失去了感召力，她的所有懿旨几乎成为一纸空文，走上中央一级的汉官虽然还拥护她，不去想着推翻她，那是因为把她当做是可爱的“三寸金莲”（虽然她是天足，比大脚马皇后可能略小些），一个大清国、小政府的“三寸金莲”，她只能委身于满汉官员说说笑笑，倘若哭哭啼啼，是没哪个也委身于她的官员同情的，因为这个时候的官员都在脚踏两只船，而且政治情人多的是。

慈禧完全感受得到，而不是隐隐约约地感到。

她是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人。

她从小就受到由父亲请来的二位家塾的教导。《睁眼看慈禧》一书写道：

慈禧一生至爱，反复诵读的书有三本：一是《资治通鉴》，二是《诗经》，三是《红楼梦》。慈禧幼年即读《四书五经》，那时最爱诵读《诗经》。后来她成为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时，曾吩咐每天午后，宫中一些嫔妃和有身份的宫女们集中在一起，朗诵《诗经》，讲解史书，每十天考核一次，优秀者有奖。由于她的倡导，宫里学习《诗经》成风，以至于小太监们也争相吟诵。

然而，她再有学养，也抵挡不住她自成丰帝驾崩后，王朝出现“国无长君，国运必衰”的结局。从同治到光绪到溥仪三帝，一个是6岁，一个是4岁，这在西方，是不会有的。当她没有放出留学生的时候，当西方的报纸还没有展开政治攻势的时候，当外交官还没有派往国外的时候，民智、官智还是不会开通的，现在都开通了，还能让小娃娃皇帝来统治大人？因此，任凭她有多精明，多有本事能耐，都不会得到受了欧风美雨熏陶的人士拥戴。除非像康、梁所主张的走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道路。否则就是孙、黄所要走的法国、美国的政治路线。但她当然选择前者，可是前者的并列领军人物却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甚至谋害自己的人。

宪政的隐忧，她挥之不去。

我留意到，慈禧在她26岁守寡始，她的政见思想确实是无不跟着新的不中不西的政经时代亦步亦趋的。期间有过太多的政治折腾。

我还注意到，慈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与西方“和而不同”，并苦心孤诣地由反对光绪的新政到大行新政——编练新军——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奖励实业——预备立宪——法制改革，其跨出的步子的的确确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统治改革。

变法维新，本是和平政治改良的最佳行为，但由于康有为等有着保皇弃后的种种幽暗心理，结果流产了，现在要立宪，要召开国会，也本是很温柔很温和的要求，只因有了那么多康、梁死党，因此慈禧本来有诚意的政见，也只好给人以应付似的虚拟政治了。但自动了宪政的念头后，尤其是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宪政，并有所动真格的行动后，却激动了那么多的汉人，慈禧好像感到了这是很可怕的从政潮流，她在这政治激流的旋涡里，备尝了太多的争权夺利的把戏，她看到了男人阴森的政治斗争的底线。自从允许可以用钱买官以来，现今的政府官员已然人满为患了，再安排众多的投干股的立宪派人物上来，这将是官场上不可想象的政治灾难。

她深知，这些鼓噪立宪的人，大多是有经济地位的人，以及欲通过“宪而优则仕”的崇拜西方政治的人。

不管如何，她的忧虑终于发生了，她放出的“预备立宪”的这只西方虎，已经蹲得太久了，它不想再蹲下去，它正向慈禧太后、一个无冕皇帝，嘶声地扑来。当初康有为在谈虎色变，现在，人人都是大大小小的老虎了——这正是康、梁培训出来的；这正是孙中山的暴力革命逼出来的。

人们欲罢不能。

所以，她躲在仪鸾殿里。

她在仪鸾殿里，成了一个圈子更小的帝国女皇。她一边接受光绪帝的例行公事般的请安，以及接见各地高级官员的言不由衷汇报；一边批阅着乱七八糟的文件，又要细听着外界的宪政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