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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编（第2页）

“孙中山则坚决主张武力倒袁”。

据吴剑杰主编的《新编纲鉴》称；袁世凯获悉，“对亲信梁士诒、段芝贵等人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别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胜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便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兴兵征伐之！”

梁担心话说得太刺激，建议以某某“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

袁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

自此，在帝制崩溃后不到一年半载，新建的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总统制度，就在宋教仁这一党案下，名存实亡了。

于是，南北战火重燃。之后共产党成立，历史正像我们所熟知的——“共和亡于共产”——验证了郑孝胥这一谶语。

而孙中山也乐于这么做。他在1924年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自广州成功地召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会议之后，便标志着国民革命进入到旷日持久的阶段，直到由毛泽东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在他收拾残局之后，终于把“人民”二字，放进了国号里——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把中华民主共和国的“民主”更换为“人民”，但这正是意味着“天下不是哪一个人的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同时，也昭告着这是人民的共和国，是继辛亥革命肇造的第二共和国。

因为第一共和国，它实际上是由“大清帝国变成了中华民国，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辛亥革命，如毛泽东所说：“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把皇帝赶跑了，这是胜利。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是失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页）

但是，赶走皇帝，是辛亥革命最伟大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从1912年2月7日至3月8日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是法律的形式，正式宣告了清朝帝制崩溃。这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颠覆了家天下的统治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且规定了国民有权利使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教等自由。这就说明辛亥革命看似推翻的是满清的统治，可是它却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由于帝制的崩溃，故任何以帝制自为制者，如袁世凯欲称帝实行专制，都只能是闹剧、悲剧。如袁曾要熊希龄、梁启超组建“名流内阁”，熊出任总理，梁出任司法部部长，但当熊、梁知道袁的帝制作为后，也都挂印而去。当杨度向梁指出共和国的缺陷，并要他帮助改变国体实施帝制时，梁启超指出：

“帝制将受到来自国际与国内的威胁”，并说：“毁灭一个业已建立的共和国，恰恰同革命党推翻君主政体是同样性质的行动。”然而，梁启超到底是共和党人，他在关键时候，支持他的学生蔡锷举起反袁称帝的大旗，与国民党一道逼使袁放弃“洪宪皇帝”的闹剧。

刘少奇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说：“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

孙中山要逮捕梁启超对于帝制的崩溃，不仅是旧政治上的崩溃，也是旧生活的崩溃，那是梁启超不完全希望的，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也还是努力支撑这种波及文化与生活上的崩溃。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临时政府，他以大元帅的身份，颁布了逮捕所谓“再造共和”的段祺瑞等北方领导人的命令，梁启超是其中之一，因为他也参加了段执政的新内阁，与黎元洪总统站在一起，反对孙中山的广州政府。

因为国民党认为，梁启超是阻碍走向共和的“罪魁祸首”。

梁启超这时已不是共和党人，而是加入了由共和党等七八个小党重组的进步党，并搞起了政党研究系。

这年7月，冯国璋以副总统的身份取代黎元洪当上总统。梁启超在孙中山“一纸空文”的逮捕令下，虽然平安无事，但自此，他在政治舞台上消失。

或许，他悟彻到自己的君主立宪思想，最终危害到了孙中山的革命共和。

他似乎有了愧疚之感。

因此，当孙中山在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后，他于次日前往孙中山家中吊唁，他对宋庆龄称孙夫人，对她致以亲切的抚慰，对孙中山的去世，表示了深深的痛惜。他或许看到了孙中山的遗嘱。这个遗嘱是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由汪精卫笔录的。遗嘱上说：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颂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对首义者铁血精神的咏叹调被誉为民国之父的孙中山在他生前，曾到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地方去过。

他深知，没有武昌起义，不会有中华民国；当然，也不会有临时大总统的殊荣。

黎元洪称誉他是“功比尧舜”。孙中山也称他为“民国第一伟人”。

在孙中山推位让国后，他曾携其夫人卢慕贞、儿子孙科、女儿孙媛、孙婉，随员有宋子文、胡汉民、汪精卫等来到武昌。

他是应副总统黎元洪之邀来的，时间是1912年4月9日。黎元洪率首义英雄孙武、蒋翊武、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李翊东等300多人在都督府门前恭候孙中山一行到来。

孙中山在都督府大厅发表了题为《共和与自由之真谛》的演讲。

孙中山在武汉三镇凭吊了阳夏之役战场后，为推翻帝制而牺牲的首义烈士们留下了百年之后，仍然极具铁血精神的咏叹调：

武昌飚发，

胡虏土崩。

既攻既击，

拯我弟昆。

虽拯我昆，

大功则成。

人生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