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FBI一直在鼓励机长发表看法。
生活中,大家通常都有相似的体验:在和上级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们往往会采用命令式的语言压制下级,这样做虽然体现出了他们的威严,但也严重挫伤了下级发表看法的积极性,让沟通变得毫无意义。FBI不会这么做,他们虽然是受过专门训练的职业警察,但是对机场的了解肯定比不上机长本人,所以为了从他口中得知有价值的线索,FBI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机长发表看法的积极性,这样一来,沟通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
最后,FBI和机长达成了统一认知。
每一次沟通都会有结果,而在FBI和机长的沟通中,结果就是抓获犯罪嫌疑人霍顿。虽然FBI认定霍顿作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他们还是征求了机长的意见,这对诱捕霍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真实的事例,充分反映了FBI在特定情况下的沟通技巧,也显示出了他们对自我语言、他人语言的控制能力,这是他们长期经验的积累和修炼的成果。即使你不是一个FBI,也需要注意,在和对方进行交流的时候,要试着敞开胸怀让对方尽情吐露心声,而不是去“挤压”他们的喉咙,那样获得的信息往往是毫无价值的。
在尊重中和谐地交流
在FBI的沟通训练中,有这样一个科目——平行沟通。什么是平行沟通呢?这是每一个FBI新人都会问的问题。对此,FBI培训中心给出的答案是:“平行沟通突出的是与同事之间的沟通。这样的沟通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相互帮助的基础之上的,不存在制约关系,更多的是平等沟通。”这种沟通方式能够让团队凝聚力得到增强,可以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为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1998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前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和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大使馆,都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了很大的人员伤亡。FBI接到命令之后马上追捕恐怖分子。最后得知他们已经逃到了美国和加拿大的交界地带明尼苏达州。FBI立即想到,如果让这些恐怖分子逃到加拿大的话,再追捕起来就会麻烦多了。于是,联邦调查局总部派出了几名FBI连夜赶往明尼苏达州。
在路上,FBI和驻守在明尼苏达州的另外几名特工取得了联系:“相信恐怖分子制造的大使馆爆炸案你应该有所了解。目前,据总部传来的消息称,几名恐怖分子已经逃往你们驻守的明尼苏达州,希望你们尽快布控。”随后,他们将恐怖分子的信息传了过去。
明尼苏达州的FBI在翻阅了这些资料后说:“请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做好布控工作,尽快抓到恐怖分子。”很快,总部的FBI到达了明尼苏达州,和当地的FBI建立了沟通关系。然而在分析案情的时候,双方产生了分歧:总部的FBI认为有必要在机场、码头和汽车站部署警力,让恐怖分子没有藏身之地;当地的FBI却认为这样大量的部署会打草惊蛇,让恐怖分子隐藏得更深。后来经过协商,大家总算认同了不出动大量警力的策略,而是对重点区域派出了便衣特工进行盯防。然而两天时间过去了,恐怖分子一个也没见到人影。到了第七天,总部的FBI忍不住表示想进行全城搜捕,而当地的FBI表示不同意,因为这样一来恐怖分子会加更警觉,之前的小心翼翼全都白费了。
按理说,总部派来的特工更有话语权,但是明尼苏达州的特工和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反复劝说他们不要操之过急,这种耐心的交流打动了他们,最终统一了意见。到了第十天的时候,明尼苏达州的一位FBI在国际机场巡逻的时候,忽然看到几个戴着黑色帽子的旅客在慌慌张张地办理登机手续,他们立即意识到这些家伙可能就是恐怖分子。为了避免让对方发现,特工赶快来到一个隐秘位置,将这个情况告诉给其他特工。不到一分钟的工夫,其他特工马上赶过来支援,迅速地分配了任务。当恐怖分子办完手续准备离开时,特工们果断出击将他们一一击倒并控制起来。由此,大使馆爆炸案的凶手被逮捕。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平行沟通的重要性。第一,平等交流。FBI认为,同事之间的沟通应该本着平等的方式,这样才有助于拉近关系,让对方不会感到压抑。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假设两个人在工作中的职位相当,而其中有人却用命令式的口吻和另一人交流,必定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沟通也无法继续进行。所以,FBI着力自控这种态度的出现。总部的FBI在来到明尼苏达州之后,没有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对当地的特工颐指气使,而是用平等的语气和他们交流,这样就形成了团队合力,促使抓捕行动一次成功。
第二,以平和化解分歧。
人和人因为世界观、价值观的不同,必然会在很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是正常的现象。在FBI看来,只要能及时将分歧化解,问题迟早都会解决。在抓捕恐怖分子的过程中,两地特工虽然有分歧,但是经过协商之后两次都得到了统一,这就避免了因为分歧而造成彼此之间的敌视,对抓捕行动将是极其不利的。在分歧解决之后,双方的关系还会进一步增强。
第三,实时沟通很重要。
无论在电影里还是现实中,人们都会看到FBI在传递信息的时候使用了不少先进的联络工具。这样做的目的是迅速将犯罪现场发生的情况及时反馈给队友,让大家迅速作出反应,这就是实时沟通机制。FBI认为,和同事共同执行任务的时候,只有迅速传递消息,才能确保任务能够顺利完成。因为对于FBI来说,时间就是效率,时间代表着成败。当明尼苏达州的特工在机场发现了恐怖分子后,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盲目地行动,而是将消息扩散到其他同伴那里,为恐怖分子快速地编织了一张大网,从而让行动万无一失。
由此可见,FBI的平行沟通法则,是一种出于尊重的沟通方式,也是对自身情绪的控制——无论你和对方有多大分歧都不要制造矛盾,应当化解分歧。这种有效的交流方式,让FBI无论拥有多么庞大的组织,也能在短时间内让各个成员迅速拧成一股绳,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打破原则也是遵守原则
现实生活中,处处都存在着规定和原则,按理说,规定是为人服务的。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些规定也会变成人们解决问题的障碍。所以,在原则和实际情况产生冲突的时候,怎样对待原则就成了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通常来说,当原则成为解决问题的障碍时,无非有两种解决方法:一是坚持原则,一是破例执行。
FBI是专业性很强的一种职业,他们的内部有着不少明文规定,而和规矩多的人进行交流,通常是比较麻烦的。胡佛局长在任期间,经常会发生FBI扰民的事件。随着FBI的逐渐成长和历练,这种情况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少。尽管人们对FBI有时比较强硬的态度耿耿于怀,但总体而言,民众对FBI的印象还是非常良好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FBI提升了自身的社会认可度。
1989年,FBI收到情报,说是费城杀人恶魔贝恩维希在缅因州的一个小镇露面了。贝恩维希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退役的狙击手,曾经在和13名警察对峙的过程中从容逃走,是一个极具反侦察能力的罪犯。为了将这个危险分子抓获,15名全副武装的FBI组成了一个专门行动小组赶到了缅因州。很快,他们在一片空旷无人的地带将贝恩维希包围,然而对方却挟持了一名人质。
贝恩维希对FBI怒吼道:“给我一辆加满油的汽车,不然我就打爆他的头!”行动负责人弗莱立即站了出来,对贝恩维希说:“冷静一下,兄弟,我知道你曾经是一名光荣的军人,我相信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被动的。”
贝恩维希不为所动:“一切都已经晚了!现在我要一辆启齿,如果你们再多说一句话,那么,大家就等着同归于尽吧!”弗莱见状,连忙把手中的枪扔掉了,对贝恩维希说:“没有问题!这里有三辆FBI的专用车,随便你挑一辆。”贝恩维希马上选中了一辆,然后对FBI喊道:“听着,FBI,把个人证件统统交给我,然后咱们友好分手,我会在40公里外的地方放走人质,你们去那里接他吧!”弗莱将车钥匙和十五名FBI的证件都给了贝恩维希。这下,FBI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而贝恩维希则成功地逃走了。然而半个月过后,贝恩维希还是被FBI顺利抓获。
虽然罪犯被绳之以法,但是弗莱将证件交给贝恩维希的举动引来了很大争议。因为FBI的身份都是非常保密的,连他们的配偶都不知道,这是源于FBI高层对特工信息的严密控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弗莱作出了违背原则的决定。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弗莱这么做也是形势所迫,因为如果不答应贝恩维希的要求,他就会狗急跳墙杀害人质。
鉴于证件没有被泄漏,FBI高层没有对弗莱的行为进行追究。
弗莱在和罪犯的沟通中,虽然看起来像是放弃了FBI的原则,但这是为了营救人质的下策。在当时的情况下,贝恩维希明确提出不许别人再说一句话,弗莱识时务地听从了他的话,这正是在交流中下意识地“遵守”了对方的原则,其结果是保护了人质。
要知道,贝恩维希是一个穷途末路的杀人狂魔,他最渴望的就是逃生,所以需要加满汽油的汽车,当FBI把车钥匙都交给他之后,没有人能追上他。当这些条件都得到了满足之后,贝恩维希就没有理由杀死人质。从这个角度看,双方处于一种“不平等的”沟通状态中,弗莱想要将自己的想法传递给贝恩维希,是很难做到的,也就迫使弗莱改变了自己的主观想法,而贝恩维希依旧我行我素。而随着交流的深入,双方都试图以对方的举动作为自己开展下一步行动的根据。当弗莱看到贝恩维希的强硬态度只好扔掉了武器,贝恩维希则开走了汽车。应该说,弗莱在和罪犯的沟通中处于劣势。反过来说,如果弗莱真的保持了强硬的态度,让人质遭到了伤害,恐怕就会有人指责他不懂得妥协了。
生活中,朋友也好,生意伙伴也好,一旦发生了原则上的冲突,双方既要根据对方观点来考虑下一步怎么走,也还要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就能让整个沟通过程变得更加明确,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弗莱在和贝恩维希的交流中,已经对他进行了察言观色,洞悉对手的心理活动并最终作出了决定。
因此,当原则问题遭遇了现实情况的阻挠时,如果只顾着确保原则不被破坏,那样会给眼前的状况带来极大的麻烦,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原则。
FBI是一个追求效率和结果的团体,无论是原则还是策略,都是为了让这个团队更加高效、灵活地运行,从而完成任务。如果没有适当的牺牲原则,那么,FBI就会变成只知道遵守纪律的机械部队,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无法灵活应对突发状况。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FBI对沟通的控制性,只有温和地满足对方的需求,才能让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这就是对语言“和谐性”的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