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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昭庆寺的昔日辉煌（第2页）

费佩德在《杭州游记》（1929年）中对于昭庆寺的大殿有如下描述：

杭州的昭庆律寺始建于公元968年，即在吴越王统治的年代。1862年，在“长毛作乱”时期，整个寺院都遭受了劫掠和焚毁。除了正殿里的释迦佛铜像之外，一切均被毁于一旦。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尊佛像变得闻名遐迩。在释迦佛的左右两边分别是手持一卷经书的阿南和以一根木棒柱撑地的迦叶，那根木棒便是他的权杖。在这组菩萨的背后便是西方三圣的佛像，关于后者我将在介绍紫云洞的部分加以进一步阐释。在大殿的左右两边分别排列着佛祖的信徒十八罗汉。在大殿的左后方是一个由韦驮和关公守护的千手观音。在大殿的右后方还有飘海观音和送子观音的塑像。（8）

于1931年6月第二次来杭州考察的丹麦建筑师艾术华正好拍摄下了昭庆律寺大雄宝殿中西方三圣铜像的照片。所谓“西方三圣”，就是指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这三个佛教中至高无上的佛。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三尊铜像的制作工艺精湛，佛像的神态姿势和衣褶线条细腻动人，栩栩如生。佛像们全都头顶华盖，脚踏铜铸的莲花基座。阿弥陀佛的胸前有一个表示瑞相的“卍”印记，左手托着一个类似于酒樽的物体；观世音菩萨的右手拿着一根树枝，左手捧着一个仙瓶；大势至菩萨的双手捧着两枝花朵，其中一朵已经盛开，另一朵则含苞欲放。佛像前面有一个供大家祭祀的祭台，还有几个供信徒跪拜的蒲包。

艾术华另有一张照片是在第二个院落从北往南拍摄大殿的背面，这就使我们有机会看清这大雄宝殿的建筑结构。这也是一个歇山顶，五开间的建筑，但是在建筑风格上跟天王殿有较大的区别。因为大殿的屋顶上既没有兽吻，脊椿上也没有任何华丽的装饰图案，其风格显得极为朴实。倒是大殿后部左右两端所设的两个烧纸炉显得非常别致，它们盖成了微型殿堂的形状，屋顶不仅铺设了琉璃瓦，还有装饰极为华丽的琉璃制兽吻和高耸的脊椿。烧纸炉门的上方有一块横匾，上面题署“下堂寶庫”等字样。

昭庆寺现在硕果仅存的一个建筑据说就是原来的大雄宝殿，但倘若将现在那个殿堂跟老照片里的大殿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两者可谓是天差地别，完全不是一个模样。原有的大殿是一个单层的大屋顶结构，风格极为平实；现在的大殿却是一个双层结构的建筑，而且屋檐上翘得很夸张，装饰风格相当华丽。我认为这是昭庆寺在被改作少年宫之后，再次重修时便改变了原有的建筑风格。

大殿的后面就是昭庆律寺的后殿，也就是著名的万寿戒坛所在地。由于昭庆律寺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有这个戒坛，所以后殿也就是昭庆寺最重要的一个殿堂。它也是一个歇山顶，五开间的建筑，1862年被太平军一把火完全烧毁，直到1890年才得以重建。关于后殿内部的情况，吴树虚在《大昭庆律寺志》中是这样简略介绍的：

后殿五间，高六丈六尺六寸。中筑万寿戒坛，坛奉卢舍那佛。御书“深入定慧”匾额。后壁画《大士过海像》，董旭、顾升合笔。石碣刻“古燃灯佛降生之地”八字。（9）

1925年来杭州度蜜月的美国东亚艺术史学者马尔智在其日记中也对昭庆寺万寿戒坛做了如下目击描述：

第二个大殿更为有意思，中间有一座古老的戒坛，同样的戒坛在中国也不过只有两三座。这是一座三十英尺见方、四英尺高的石台，顶部围着云纹石栏，石台外壁每一侧都划分为五组浮雕，深嵌于石壁中。每组浮雕中都有三尊颜色明亮的神像，高约两英尺，据我所知，像是佛教阴曹地府中的判官和小鬼。戒台上有一面素净的白石膏屏风，屏风前面是镀金的卢舍那佛，或是进入涅槃状态的佛。这尊佛的样子并不十分突出，但据说是杭州唯一的一尊。后殿跟大殿一样是谷仓式建筑，屋顶很高，鸽子们在椽子上和大灯笼中筑了窝。自从军队入驻之后，这座寺院就没有再举行过接受新僧众的受戒和剃度仪式。（10）

1929年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期间被烧毁的昭庆律寺后殿废墟

（艾术华，1931年）

昭庆律寺后殿内的戒坛（马尔智，1925年）

昭庆律寺后殿内的一块石碑（马尔智，1925年）

十分难得的是，马尔智当时在昭庆律寺后殿内还拍摄了照片，其中有两张照片后来幸存了下来。这就使得我们能有机会见识当时那个万寿戒坛和殿内刻有“古燃燈佛降生之地”字样石碑的原貌。

1929年6月6日，首届西湖博览会在杭州隆重召开。博览会期间，每周三和周日晚上都在西湖边的西泠桥畔燃放焰火。当时杭州所请制作焰火的技师都是来自安徽的屯溪，开始制作焰火的场所位于博览会会场内的童公祠，后来为了安全起见，将这一具有危险性的制作地点迁到了会场之外的昭庆寺后殿。7月28日下午5点左右，在焰火制作过程中突发大火，熊熊烈焰顿时吞噬了整个后殿，将那儿的一切几乎尽数烧毁，只剩下了位于戒坛废墟之上的那尊卢舍那佛铜像。（11）

两年后，当丹麦建筑师艾术华来杭州考察佛教建筑时，他所看到的昭庆寺依然是满目疮痍的破败景象。但是他对于从火灾中幸存下来的卢舍那佛铜像进行仔细的观察，并在铜像上发现了如下铭文：

光绪十六年庚寅八月戊戌朔，杭州府钱塘县昭庆律寺住山僧发朗、教授僧显如、监院僧开达等敬造卢舍那佛一尊，熔净铜五千斤，缘积十年功，圆亘奉充律宗万善戒坛座上供着。仁和张大昌献颂曰：是尊者相谁？卢舍那历劫千亿，不坏、不磨，聚祗园金化身沙数，无相有相，趺跏貌古，万善坦涌，石函槁旁。赤潭怒炽曰：毫见光檐，愿集成佛天欢喜膜拜，和尚皈依瞻礼。（12）

当时，昭庆律寺为了重建万寿戒坛，已经募集了足够的善款，约在六万至七万银元之间，其中有一万银元是由西湖博览会捐助的。（13）所以艾术华看见寺院内已经开始了重建的步骤。在清理戒坛废墟的现场时，人们从原戒坛基座的土芯内发掘出了一些文物。很显然，1890年重建的那个万寿戒坛是在前一个戒坛的原址上修建的。当人们挖开了戒坛基座的土芯时，下面被埋的一些小石像便重见了天日。经过仔细的勘察，艾术华及其助手们终于弄清楚了那些遗物的来龙去脉。原来在被毁的戒坛基座下面还埋着前一个戒坛，即1712年所建戒坛的基座，后者至少在三面都建有阶梯。虽然有些石板已经缺失，但仍能够测量出它可能的长度和宽度分别为749厘米和560厘米。从前一个戒坛基座的遗址来看，基座最下部是高约30厘米的花岗岩，上面铺有厚度分别为20厘米和16厘米的两层石板，石板的表面有装饰性的图案雕刻。再上面就是石壁向内凹进处高约28厘米的雕像，手法娴熟，栩栩如生。（14）

假如我们把艾术华于1931年所拍摄的出土石像跟马尔智于1925年在昭庆律寺后殿所拍摄的万寿戒坛基座照片做一番比较的话，就可以马上分辨出两者的区别：那个于康熙年间所建戒坛基座上的石像都是立像，一般体积较小；而马尔智所看见的那个建于1890年的戒坛基座上的雕刻人像均为坐像，而且相对较高。

除了天王殿、大殿和后殿之外，艾术华还拍摄了庆云堂、观音阁、后寺客房、东塔院、大寮、斋堂、板堂、放生池、僧侣墓塔等昭庆律寺内大量其他处所的照片。其中庆云堂的照片尤其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庆云堂又名集云堂或云水堂，位于后殿的北面，是僧侣们做水陆道场的场所。大堂内有一个祭台，台上摆有神主牌位、香炉、烛台和用于祭祀的金砖、银砖。祭台后面的墙上挂着山水画和多幅对联。正对大堂的走廊里还另外设有一个祭台，这儿供奉的是一个纸糊的神像。他又是哪路神仙呢？从两边贴着的纸条上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右面的纸条写着“本省城隍尊神之位”，左面的纸条上则是“当境土地正神之位”。神像的两边还有两个灯笼，上面分别写着“水陆道场”和“普施法食”等字样。原来这是个土地神，它之所以是用纸糊的，就因为在做道场的过程中，它最终是要被烧掉的。

1931年在戒坛基座原址出土的部分石像（艾术华，1931年）

1931年在戒坛基座原址出土的部分石像（艾术华，1931年）

1931年在戒坛基座原址出土的部分石像（艾术华，1931年）

庆云堂内纸糊的土地神像（艾术华，1931年）

三

然而光是建筑本身还不足以再现昭庆律寺的昔日辉煌，一个佛教寺院的生命力还在于其香火的鼎盛和佛事的丰富多彩。在这一方面，云飞得、费佩德和艾术华这几个人的文字记载和他们所拍摄的老照片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在昭庆律寺内，僧侣们的生活区域主要是在位于寺院中轴线西面的大寮，它包括方丈、板堂、斋堂、首堂、库房和厨房。由于昭庆寺属于律宗，所以它负有培训新僧侣，使他们学到佛教理论的基本常识，并通过受戒来获得出家修行资格等教育任务。

每天破晓之前，即四点左右，就会有人敲响铜钟，把众僧侣叫起来做早课。那些刚出家的新手们一般都集体打通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床前放上一排桌椅，这样，他们每天一起来就可以坐下来诵读经书，做早课等。

早课完毕之后，僧侣们会一起去斋堂吃早饭。由于昭庆律寺的流动人口较多，所以寺内僧众的人数随季节的不同变化会很大。费佩德和艾术华两人都拍摄了寺院厨房和斋房里的照片。从大寮厨房那灶头的规模来判断，这个寺院的斋堂规模也不小。

昭庆律寺内有众多做佛事时所使用的法器精致考究，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最具特色的恐怕要数后殿内一个刻有“昭慶律寺”字样的铜磬。铜磬的结构与铜钟比较相似，敲击时同样会发出宏亮而悦耳的声音，它常被用作为僧众诵经而伴奏的法器。这座法器的表面铸有代表佛教的特殊图案，并且被放置在一个紫檀木雕刻的架子上。尤其令人醒目的是，磬体上赫然刻有该寺院名称的篆体大字。如果这个法器依然存世的话，恐怕是个无价之宝。下面这张照片中正在敲击铜磬的那位和尚在费佩德的照片中出现过很多次，他很可能就是昭庆律寺当时的方丈惠宗和尚。

昭庆律寺内敲钟的和尚（艾术华，1931年）

昭庆寺大寮厨房里做饭的灶头（费佩德，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