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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第2页）

再看以下诸考语，更可印证《别传》作者对传主的态度：

不仅诗余，河东君之书法，复非牧斋所能及。[70]

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71]

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72]

河东君往往于歌筵绮席，议论风生，四座惊叹。[73]

盖河东君能歌舞，善谐谑，况复豪于饮，酒酣之后，更可增益其风流放诞之致。[74]

鄙意河东君之为人，感慨爽直，谈论叙述，不类闺房儿女。[75]

其平生与几社胜流交好，精通选学。[76]

河东君殆亦于此时熟玩苏词，不仅熟精选理也。[77]

盖河东君之博通群籍，实为当时诸名士所惊服惓恋者也。[78]

河东君淹通文史，兼善度曲，蒋防之传，汤显祖之记，当无不读之理。[79]

后世论者，往往以此推河东君知人择婿之卓识，而不知实由于河东君之风流文采，乃不世出之奇女子，有以致之也。[80]

《别传》在笺注、释证、传写的过程中，随处都有作者对传主的这类评赞之语，以上所举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如果说《水浒》的作者是“无美不归绿林”，《柳如是别传》的作者则无美不归河东。所谓“颂红妆”，诚不虚也。

对柳如是的诗才，寅恪先生评价尤高。他认为“河东君不仅能混合古典今事，融洽无间。且拟人必于其伦，胸中忖度，毫厘不爽，上官婉儿玉尺之誉，可以当之无愧。”[81]钱谦益在明清之际既是士林领袖又是诗坛泰斗，有当代李、杜之称，但钱柳唱和之作，柳有时技高一筹，反而“非复牧斋所能企及”。[82]《神释堂诗话》评河东君诗文有言：“最佳如《剑术行》、《懊侬词》诸篇，不经翦截，初不易上口也；然每遇警策，辄有雷电砰?，刀剑撞击之势，亦鬟笄之异致矣。尺牍含咀英华，有六朝江鲍遗风。”[83]寅恪先生认为此评甚为允当。河东君诗文中用典偶有不合之处，寅恪先生亦为之回护，说“为行文用典之便利，亦可灵活运用，不必过于拘执也”[84]。

至于当时所传河东君诗文系倩人代作，王胜时《辋川诗钞》并载有《虞山柳枝词》：“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还特地注明代笔人是钱岱勋，[85]言之凿凿，名姓俱在。但寅恪先生通过解析释证钱柳诗文可以彻底推翻这种妄说。他写道：“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86]《东山酬和集》中河东君作“谁家乐府唱无愁”一首，以及金明池《咏寒柳》，寅恪先生推为明末最佳之诗词，提出这些作品即当日胜流亦不敢与抗手，何物“钱岱勋”或“钱青雨”竟能为之乎？他说“造此诬谤者，其妄谬可不必辩。然今日尚有疑河东君之诗词，非其本人所作者，浅识陋学，亦可悯矣。”[87]

为进一步替河东君辩诬，寅恪先生极深细地分析了河东君学问的蜕变过程。柳如是致汪然明尺牍第二十八通，有“药炉禅榻”一语，寅恪先生考出系出自苏东坡《朝云诗》，而不赞成“药炉”是“药铛”之误的说法，认为：“王胡本以‘药炉’为‘药铛’，就文义言，原甚可通。然于河东君学问蜕变之过程，似尚未达一间也。”[88]他解释说：“河东君之涉猎教乘，本为遣愁解闷之计，但亦可作赋诗词取材料之用。故所用佛经典故，自多出于《法苑珠林》等类书。若‘遮须’一词，乃用晋书壹佰贰刘聪载记，实亦源于佛经，颇称僻典。然则其记诵之博，实有超出同时诸名姝者。明末几社胜流之诗文，以所学偏狭之故，其意境及材料殊有限制。河东君自与程孟阳一流人交好以后，其作品遣词取材料之范围，已渐脱除旧日陈宋诸人之习染，骎骎转入钱程论学论诗之范围。”[89]寅恪先生所说几社胜流的诗文有其偏狭的一面，是指陈子龙一干人鄙薄宋诗，而河东君则无此病，不仅后来的钱柳唱和之作，即《戊寅草》和《湖上草》两编，亦有区别，从中可以见出河东君诗风的转变和诗学的进益。

河东君能够在才人荟萃的江南佳丽之地得以立足，并为当时的胜流所赏识、尊崇和引为知己，不只是因为其聪灵貌美，慧心多艺，以及诗学造诣的深浅，同时还由于她果敢有为、洞识大体、具有政治抱负。钱牧斋崇祯《壬午除夕》诗说的“闲房病妇能忧国，却对辛盘叹羽书”，及《后秋兴》八首之四所云“闺阁心悬海宇棋。每于方罫系欢悲”[90]，是河东君政治胸襟的毫无夸饰的真实写照。寅恪先生倾向认为，河东君政治胸襟的形成与在松江徐武静南园和陈子龙同居有关。他说当时的南园是几社名流?集的场所，其所谈论研讨者，亦不止于纸上之空文，必更涉及当时政治实际之问题。因此：“几社之组织，自可视为政治小集团。南园之?集，复是时事之坐谈会也。河东君之加入此集会，非如《儒林外史》之鲁小组以酷好八股文之故，与待应乡会试诸人共习制科之业者。其所参预之课业，当为饮酒赋诗。其所发表之议论，自是放言无羁。然则河东君此时之同居南楼及同游南园，不仅为卧子之女腻友，亦应认为几社之女社员也。”[91]宋让木《秋塘曲》序里说的“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92]，可以作为旁证。说明河东君在天性上有特异之质素，早在吴江故相周文岸家已见端倪。寅恪先生以此得出结论：“盖河东君夙慧通文，周文岸身旁有关当时政治之闻见，自能窥知涯矣。继经几社名士政论之熏习，其平日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观念，因成熟于此时也。”[93]明了这一层，河东君当明南都倾覆之后三年不言不笑，与牧斋一起在暗中从事复明活动，表现出悲壮的沉湘复楚之志，就不会感到突然了。

寅恪先生还以《东山酬和集》中河东君《次韵奉答》牧斋冬日泛舟诗为例，证明河东君的政治怀抱和政治见解不是东挦西扯以为应酬，而是渗入血液和脊髓的一种自觉精神，随时都会流露出来。此奉答诗写道：“谁家乐府唱无愁？望断浮云西北楼。汉珮敢同神女赠，越歌聊感鄂君舟。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莫为卢家怨银汉，年年河水向东流。”[94]诗中嵌有“河东君”三字自不待言。主要是开头两句的用典大可注意。《北齐书》之“幼主纪”载：“﹝后主﹞益骄纵，盛为无愁之曲，帝（指后主言）自弹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数。人间谓之无愁天子。”又李善注《古诗十九首》“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句云：“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达，知之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位也。”六臣注也说：“此诗喻君暗，而贤臣之言不用也。”因此寅恪先生指出：“此两句竟指当时之崇祯皇帝为亡国之暗主，而牧斋为高才之贤臣。顾云美谓河东君‘饶胆略’，观此益信。若此诗作于清高宗之世，其罪固不容于死。即在北宋神宗之时，亦难逭眨谪之谴。牧斋见此两句，自必惊赏，而引为知己。”[95]岂止牧斋，三百年后《别传》之作者、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是怀着惊赏的心情为河东君立传的。当然他的方法是笺诗证史，用史说诗，必须严格遵循考据学的原则，才能拂去尘垢，净洗烦冤，把柳如是还给柳如是，把历史还给历史。

当《别传》第三章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考定河东君与陈子龙的确切关系，时间、地点、人物均无可置疑，寅恪先生兴奋异常，情不能禁而又不能不自豪地写道：

呜呼！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其时间，其地点，既如上所考定。明显确实，无可致疑矣。虽不敢谓有同于汉廷老吏之断狱，然亦可谓发三百年未发之覆。一旦拨云雾而见青天，诚一大快事。自牧斋遗事诬造卧子不肯接见河东君及河东君登门詈陈之记载以后，笔记小说剿袭流布，以讹传讹，一似应声虫，至今未已，殊可怜也。读者若详审前所论证，则知虚构陈杨事实如王沄辈者，心劳计拙，竟亦何补？真理实事终不能磨灭，岂不幸哉？[96]

河东君的淹滞三百载的沉冤为之净洗，端赖于寅恪先生笺诗证史的深厚功力和常人不可企及的通解通识，以及他的现代的史学观念，这使得《别传》具有同类著述不可比拟的学术价值，包括作者前此撰写的《元白诗笺证稿》和《论再生缘》，都不能同日而语。

六

但不能不看到，由于陈寅恪先生带着浓烈的情感色彩来释证钱柳因缘诗，《别传》已不单纯是笺诗证史的学术著作，而且可以看作是一部建立在客观史实基础上的传记文学作品。但它又迥然有别于通常的传记文学，包括有别于《史记》人物列传那样的史传文学，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考证，不是描写叙述。一般的传记文学作品没有《别传》这样无一事无来历、无一语无出处的严谨的写作态度。另一方面，就作者的情感表达和渗透而言，通常的传记文学作品也没有《别传》这样强烈和直接。许多章节显示，作者的梦魂情思似已飘入三百年前钱柳、陈柳的生活环境，有时并化作其中的一个角色，在一旁谛听着、审视着东南一隅国士名姝的种种言动。当《别传》第三章释证河东君两次游嘉定，引得程孟阳、唐叔达等练川诸老“颠狂真被寻花恼，出饮空床动涉旬”[97]，以及在杞园之宴上，几位穷老山人，“对如花之美女，听说剑之雄词，心已醉而身欲死”[98]。此景此情此态，寅恪先生不仅听到看到，而且在一旁掩口窃笑矣。而对程孟阳作《縆云诗》，抒写河东君离开嘉定之后的追怀与怅惘，甚至诗中有“一朵红妆百谥争”之句，寅恪先生又“不禁为之伤感”，颇能体会孟阳老人“下笔时之痛苦”。[99]他说：“平心而论，河东君之为人，亦不仅具有黄金百镒者，所能争取。”[100]可见程氏并不了解河东君，其不能为河东君所动，只能作单相思，乃属必然。更可悯者，是在崇祯十三年冬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后，程孟阳循往例到牧斋家度岁，不意遇到了一向思之念之的河东君，这一惊非小，只好狼狈而返，从此便不再见老友牧斋。寅恪先生发为议论说：“以垂死之年，无端招此烦恼，实亦有自取之道也。”[101]不禁责备孟阳谋身之拙并河东君害人之深。但察其语意，对孟阳的责备含着悲悯，对河东君更多的是爱怜。这些地方，如只知作者是生活于三百年之后，而不知还有一个跻身于三百年前对书中人物作全知全能观察的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用寅恪先生喜爱的学术语言来说，还不能对《别传》达到通解。

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104]

这是对柳如是所处时代环境的文化氛围的绝好描述，其中“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两语尤堪注意。不能不承认明末和清中叶，是不同的文化时代。《聊斋》和《红楼梦》同一背景，一寄之于狐鬼，一寄之于世间不会有的“大观园”。而大观园的设置，恰合于“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的规定情境。乾隆时期作者的理想人物与理想环境，实明末东南一隅所必有。因此《聊斋》或《红楼梦》的研究者，如认为两书中所写有明末实在人物的影像，不应算作无稽之谈。寅恪用此比较反证法，阐明河东君其人其事的历史时代的意涵，最后归结为南北社会风气的不同，虽托之于文学形象，以狐女喻人，落脚点仍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终不脱以诗文证史和反过来用历史来释证诗文的史家眼光。

七

既然如此，《柳如是别传》到底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作？或者回到开头，寅恪先生究竟因何而撰是书？除了前面反复论及的笺诗证史和为河东君立传之外，笔者认为寅恪先生尚有更辉煌的学术目标在。这个目标也许不是作者事先所设定，但他达到了，完成了。这就是借立传来修史。所修何史？说是明清之际的情爱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文人生活史可也，明清之际的政治史亦可也。同样，也可以说是一部饶有特色的江南党社史或抗清纪略，还可以说是明清史料史或从新的角度写就的南明史，当然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笔者对《别传》的这一认识来自《别传》本身。

历史无非是历史人物的活动，人物活动构成事件就是历史事件，人与事的冲突与交织形成历史纲络。我们看《柳如是别传》，既有人物又有事件又有冲突，而且是在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影响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和明清鼎革时期带有本质性的冲突。传主虽然是柳如是，但围绕柳如是和钱柳因缘以及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那一时期的许多历史人物都出台了。陈子龙、李存我、宋辕文、冒辟疆、侯方域、龚芝麓、归元恭、吴梅村、黄梨洲等文士通儒；温体仁、周道登、王觉斯、曹能使、黄道周、刘良佐、刘泽清等文臣武将；马士英、阮大钺等权臣阉党，以及洪承畴、李成栋、土国宝、佟国器、马进宝、梁清标、杨廷麟、张天禄等清廷新贵和明朝降将；还有杰出的抗清英雄如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函可和尚，和志在复明、威武不让须眉的阮姑娘、戴夫人、黄妇人、郑氏等等。这些人物《别传》不仅提到，而且大都经过翔实的考证，以辨明他们在历史事变中的态度及其所建立的事功。就是南国名姝，也不是只写柳如是一个人，陈圆圆、董小宛、卞玉京、顾眉楼、黄皆令、林天素、王修微、杨宛叔、寇白门姊妹等侧名青史、传为美谈的江南佳丽，大都写到了，有的交代得相当详尽。包括董小宛是否被清兵掳走燕京的历史疑案，寅恪先生也做了精审的考证。

此外足可构成明清史事契机的一些人和事，如南明立福王和潞王之争，实源自明末李太后光宗之党与郑贵妃福王之党的分野恩怨，李太后与东林一气，牧斋不得为宰辅，盖由于与东林即主张立潞王常芳有关，寅恪先生比之于佛教“中阴身错投母胎”[110]，以揭明党派争斗对个人以及家国命运的影响。顺治二年授浙江嘉湖道的佟国器，很可能是使牧斋从黄毓祺案解脱出来的关键人物，而佟氏一族历来是明清两敌国的争取对象。寅恪先生循自己一贯的治史思想，以整整二十页的篇幅，用种族与文化的观点对此做了探讨。[111]不知者以为枝蔓，实则就《别传》之写作固属重要（探考牧斋陷入黄毓祺案而得以赦免的因由），对作者学术思想的深化也不可或缺。陈子龙顺治四年死节后，有五岁遗孤，幸得原登莱巡抚孙元化之子九野的保护，始免于遇难。寅恪先生详考此事原委并追溯明清登莱之役，指出西洋火炮在明清战局中所起的作用。他援引《嘉定县志》对孙元化的有关记载，其中赵俞曾说：“火攻之法，用有奇效，我之所长，转为厉阶。”寅恪于是指出：“此数语实为明清兴亡之一大关键”[112]。又考证出满语称“汉军”为“乌珍超哈”而不作“尼堪超哈”，就是因为清初夺取明室守御辽东边城的仿制西洋火炮，叫降将管领使用，所以有此名号[113]。并连类取譬，写道：“傥读者复取《儿女英雄传》第肆拾回中，安老爷以‘乌珍’之名命长姐儿之叙述互证之，则更于民族兴亡之大事及家庭琐屑之末节，皆能通解矣。”[114]这最后一句话，是站在史家立场的一绝大判断，可以视做修史之通则，古今不变之定律。《别传》的撰写，就是此一史学思想的实践。“家庭琐屑”和“民族兴亡”的结合，正是《别传》撰写的构意所在。论者或谓《别传》篇幅拉得太长，释证诗文时而脱离本题，枝蔓为说；可是，当我们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而且是在儿女情事的家庭之私中复原民族兴亡的历史，便不会怪其释证趋繁，只能讶其用笔之简了。

《别传》作为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撰写的断代明清史，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笔者上面所叙论，仅仅是围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稍作引发，以见出寅恪先生“借传修史”的撰著构意。因为陈柳情缘、钱柳因缘的“儿女之私”，都是以明清鼎革为其大背景展开的；何况寅恪有意“存史”，旁涉诸多明清史事。因此内容宏博、史事纷繁，是《别传》的一大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史心宽平，故每多恕词。这集中表现在对亚传主钱牧斋的评价上。牧斋博学多才，雅量通怀，言语妙绝天下，其在有明一代文坛之地位自无异议。但平生有两大污点：一为与阉党阮大钺的关系，始背后附；二为南都困厄之际以大臣身份降清而成为汉奸。有此两端，名裂身败实出必然，以至于有的说“盖自汉唐以来，文人之晚节莫盖，无如谦益之甚者”[115]。寅恪先生并不是作翻案文章，一再申明《小腆纪年》等书所载“痛诋牧斋之言，固是事实”[116]，只是他主张对历史人物活动的规定情境以及心理原因，还应作更具体、更贴近人物本身的分析，从而给历史人物以“了解之同情”。

《别传》披露的南都倾覆后钱柳所进行的反清复明活动，为客观地评价牧斋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也反证其当时降清未必即心悦诚服。对此寅恪先生写道：“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117]牧斋晚年作《西湖杂感》诗二十首，序中有“侮食相矜，左言若性”之句，典出《文选》王元长《曲水诗序》（前已略及）。[118]寅恪先生说：“牧斋用此典以骂当日降清之老汉奸辈，虽己身亦不免在其中，然尚肯明白言之，是天良犹存，殊可哀矣。”[119]对牧斋的矛盾心理表示同情。《列朝诗集小传》的纂辑，在牧斋一为存史，二为复明，但《辋川诗钞》的作者王胜时不理解，予以讥评，说“钱选列朝诗，首及御制，下注臣谦益曰云云”。[120]实际上，这正是牧斋的不忘故国旧君，应予以肯定。寅恪先生说：“胜时自命明之遗逸，应恕其前此失节之愆，而嘉其后来赎罪之意，始可称为平心之论，今则挟其师与河东君因缘不善终之私怨，而又偏袒于张孺人，遂妄肆讥弹，过矣！”[121]胜时是陈子龙的弟子，故有此论。可见寅恪先生史心之宽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提出“论古必恕”的观点，同时说明恕并不是宽容，而是“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122]。寅恪先生正是如此。

不仅对钱牧斋，举凡清初的知识分子，包括一方面负复明之志，转而又去应乡试的士子如侯朝宗、李素臣、陆子玄等，寅恪都主张不必求之过苛，因而写道：

历史人物的行动心理，是由历史环境铸成的。离开历史条件苛求历史人物，不是正确的史学态度。清初的政治环境极为严酷，士人噤若寒蝉。对待是否应举问题，也需顾及人物的处境。寅恪所论，心平词恕，设身处地，真正大史家的风范。《别传》对当时之人与事作如此评骘者例证甚多。即使对阉党阮大钺，寅恪先生也加以分析，在肯定其人品史有定评的同时，称赞阮氏的《燕子笺》《春灯谜》等戏剧与王铎的书法一样，可谓明季之绝艺。[124]崇祯二年定阉党逆案，阮大钺遭废斥，痛陈错悔之后避居南京达十七年之久，自然不无韬晦以伺机再起之意；但顾杲、杨廷枢等复社中坚作《留都防乱揭》，欲加以驱逐，则加深了历史遗留下来的人事恩怨。寅恪先生对此桩公案作了分析，指出阮大钺“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因而申论道：

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125]

黄梨洲对牧斋诗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常常有失公允，所以寅恪先生在《别传》中不得不予以辩正，同时也不赞成其集矢于阮大钺，而认为夏完淳在《南都杂志》中说的“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是“颇为公允”的“存古之论”[126]。寅恪先生早在1930年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中就提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127]这一史学思想在晚年所著的《别传》中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第三个特点，《柳如是别传》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史家的兴亡感。明清史是痛史，明清文化史更堪哀痛。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说者纷纭，对死因有种种猜测，独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的序中从文化兴衰的角度加以解释：“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128]《挽王静安先生》诗也有“文化神州丧一身”[129]之句。1927年清华大学为王国维立纪念碑，寅恪先生撰写的铭文中也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130]这与《别传》里流露的、寄寓的文化哀痛之思，以及所表彰的传主河东君的思想精神，完全吻合。

盖清兵入关，驻防杭州，西湖胜地亦变而为满军戎马之区。迄今三百年，犹存“旗下”之名。然明身值此际，举明末启祯与清初顺治两时代之湖舫嬉游相比论，其盛衰兴亡之感，自较他人为独深。吁！可哀也已。[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