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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章 新道路（第2页）

当凡尔赛的政治家们企图恢复旧世界的秩序时，这个旧世界早已经被送进了博物馆（不是让人感兴趣的一个），希特勒乘势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而那些高贵的老古董却正在为火星立法。他们把世界看成一个由管理委员会治理的公司，而他们自己就是这个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他们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恢复俄国的秩序。他们组织大批的远征军，希望那些不负责任的、未受过良好训练的雇佣军在沙皇将军的指挥下，迅速打败那些虚弱的布尔什维克。甚至当时被误导的美国也要参与那些徒劳的努力。他们想让时钟倒转，赐福于俄国人民，祝一百多年以前的罗曼诺夫王朝交好运。

远征军的领导人被胜利的共产主义军队击毙后，高级官（他们年轻的同僚还在波多马克河畔奔逃）决定不再增兵干涉俄国的内部事务。他们转而试图建立一条防御警戒线——经济封锁，让布尔什维克屈膝投降。当无法实现那些渴望达到的目标时，他们寄希望于在他们帮助下复国的波兰帝国，希望它报答文明世界的大恩大德。前社会主义的煽动者、波兰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毕苏斯基，被鼓动发动一场反对他东方斯拉夫伙伴的战争。波兰帝国的梦想是，自己的统治能从维斯杜拉河扩展到第聂伯河的广大领土，这个梦想驱使每个波兰人愿意付出巨大的牺牲。在魏刚将军率领的法国优秀指挥官的帮助下，波兰进行了一次反对俄国的胜利行动（至少是在较短的时间与空间里），毋庸置疑，他们成功地阻止了共产主义蔓延到欧洲的西半部，但是最终没能赢得任何东西。波兰军队打到了第聂伯河岸边，但是很快就不得不撤退到维斯杜拉河畔。唯一肯定的结论是，证明了现代民主波兰统治自己的无能。老毕苏斯基由于太精明而不能使自己成为这个新国家的独裁者。美国对这些都不感兴趣，耸耸肩，说“毫无新意”，然后，从一团混乱的欧洲撤了出来，远离那些不思进取的国家和伪善自私、不负责任的政客。

此时，一个奇怪的传言正越过阿尔卑斯山传到我们耳朵里。意大利为战争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在凡尔赛会议上却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共产主义正在国内四处蔓延。当意大利议会宣布无法控制局势时，可怕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全部贸易和商业都陷于停顿。整个国家充斥着不绝于耳的争吵声。在意大利完全陷于无意义的争吵海洋之前，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对重建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有明确的计划。

大多数意大利人都不信任这位前社会主义独裁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的监狱。但如果必须在本尼托·墨索里尼有秩序的领导和劳工领导人制造的混乱之间做出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意大利人民选择了墨索里尼。意大利成为典型的法西斯国家时，没有人感到很奇怪，也没有人做出任何愤慨的表示。

对于我国的大多数人民，他们不关心“最后一根稻草”。从地中海度假归来的旅行者们说：“那不勒斯大街上的乞丐全都消失了，对于单身旅行者而言，意大利比芝加哥更安全，火车正点运行，银行不欺骗持信用卡的顾客。”美国人认为能够创造这样奇迹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人，他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看到巨大的意大利船只访问我们的港口时，美国人会有敬畏的感觉，他们没有看到，在舒适和良好服务的背后，是比我们残暴的、未受良好训练的服务员和傲慢的水手。

那个新法西斯政府完全是个反动组织，但我们当时却没有注意到。一些美国人热烈拥护墨索里尼的观点，即把妇女贬到所有地中海妇女今天仍然处在的位置，作为儿童的抚养者、家庭主妇和贵族统治者顺从的奴隶。拿破仑本人也像墨索里尼一样轻视女人，但是还比不上法西斯意大利那样把女人贬得如此不重要。法国专制君主们，还不可能有效地让占主导的政治观点，成为大学里的主导思想，而墨索里尼能做到这一点。

至于新闻出版界，它已不再是民意的代表，而变成了政府的传声筒。而且，它关于议会说得越来越少。意大利议会已经长期失去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了，这可是真的。正如我已经讲的那样，意大利变成了辩论的社会，最大的政治骗子们，口头上互相攻击不休，除了极少数有道德的人之外，他们根本不给这个国家制定政策，更不可能听取乡村、庄园的高贵先生们提出的建议。尽管如此，我们美国仍然觉得那些与我们全都无关。而且，我们管事的人很欣赏这样的观点，即至少在一个国家里应该给工会一点教训。除了给我们美好的祝福以外，总裁（墨索里尼）什么事也没有做，在他高兴的时候，也许偶尔给美国资本家一些赢得丰厚合同的机会，但大多数机会都给了英国资本家。

而在可怜的法国，它最优秀的孩子都在战场上牺牲了。议会的操纵者紧紧地抓住了国家的权力，“政治家”曾经是个很荣耀的名词，如今变得令人鄙视。他们使法国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中无法自拔。他们瓜分了这个国家，最终甚至买断了司法制度。但是美国的旅游者带着大把用美元换来的法郎回国后，却兴高采烈地描述这个幸福国度的自由生活，而对这个国家的真实面目毫不在意。

我最好不必再谈其他的欧洲国家了。一个国家是如何被那些为全体人民利益着想的政治家治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士、荷兰、芬兰都是很好的例子。政治成为正规的管理科学，理性替代**与传统。但是，那些国家的领导人都是社会主义者，任何与社会主义挨边的，在国人眼中都是十分值得怀疑的。虽然我们口头上称赞这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非常小心地不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榜样，不让我们仰慕瑞典人的自助餐桌，有礼貌的瑞典人黄昏时常常用它款待那些去旅行的议员，那些议员是去学习斯堪的纳维亚人如何用我们不会的方法做事的。

至于巴尔干国家，很容易被我们忽视，除了他们的王室成员偶然来访。关于它们，我们听到的更多是丑闻，这些丑闻本应向我们显示，我们投向这些国家的金钱，在离开我们海岸的那一刻就不复返了。

还有就是我们过去的敌人，因战败而无望的德国人。我们很奇怪地宽恕了他们。他们被征服了，他们自己清楚这一点。现在，他们有了恢复的机会，在世界分工中取得他们应得的那一份。那些德国领导人从他们最近的经历中没有得到丝毫教训，一点也不为被击败而谦卑，只是贪婪地渴望权力。我们把几千万美元给了他们（大部分都被证明是无用的），他们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要偿付凡尔赛的老人们强加给他们的天文数字的战争赔款，德国必须走向繁荣昌盛。

当大多数读者读到此时，不会想到任何恐惧的细节，只会想起那些赔偿成为我们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很少有人能想象到我们讨论的这些钱中，只有千分之一才送到伦敦或者巴黎。在我们看来，整个处理十分愚蠢。我们应该感谢自己的慎重，没有成为著名的国际联盟的合作者，虽然国联是我们战时总统的理想。当我们看到欧洲除了混乱一无所获时，我们愈加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庆幸。

现在仿佛又到了外交会议的时代。一百二十年前，梅特涅通过无休止的会议维持了欧洲的势力均衡。外交家们想继续效仿梅特涅，做相似的事。在那些每六个月就召开一次的无休止会议里，同盟国众多的专家不停地讨论着解决的方案，而在达成草案之前，这些方案就注定要夭折。除了给地方旅店老板和铁路公司带来好处外，这些会议不会有益于任何人。因此，我不想讨论这些会议的细节问题。

在召开这些众多会议的时期，一些报纸向美国提供了欧洲发生的一切事。而那些记者根本不够聪明，也不具有为工作献身的精神。因而，他们无法为共和国的人民提供全面认识形势的机会，更无法促使他们对处于危难关头的事件有正确的认识。更为不幸的是，在这些事情发生时，我们正忙于追求虚幻的金钱，忙于为我们的将来寻找工作，而无暇关注其他的事情。对于普通美国人而言，欧洲就像月球那样遥远。我们认为，无论这些无休止的争吵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是安全的。大西洋仍然有三千英里宽，在上次大战时只有六艘德国潜艇能够到达我们的海岸。当一个人用了九天时间才飞越大西洋时，他受到美国人的热烈欢迎，并得到百老汇的青睐。

至于亚洲，甚至比欧洲还遥远。有一位作者写了一本书，预言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攻击美国。他受到人们极大的嘲笑，和另一位不幸的将军一样受到鄙视。那位将军曾预测在十几年内，我们的城市不得不采取措施保护自己，以防止德国轰炸机的袭击。

也有一些爱国者的组织试图让美国人知道，美国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部分，但是他们的影响却很小。普通美国居民愿意把自己的安全寄希望于宽广的大西洋，愿意把这种上帝的赐福看成是爱和对民主的保护，愿意看到右翼力量总是压倒左翼力量。因此，当日本突然走上战争的道路，撕毁全部条约，攻击中国时，没有人特别担心。我们的参议院也曾试图说服伦敦外交部采取联合行动，迫使日本适当地承担义务。但是，当时保守主义主宰了大英帝国的命数，它只担心一个敌人（脆弱的克里姆林宫里的革命者），因此毫不客气地拒绝参加这样的计划，在大西洋这边就没有人采取严肃的态度对待这件事了。让中国人和日本人自己去处理自己的事吧，我们照旧把废旧钢铁卖给那些有趣的小日本，赚取巨大的利润。他们会用这些旧钢铁去反对布尔什维克，这将去掉我们的心头大患。

我们对欧洲、亚洲的事务漠不关心，只是一心赚取自己的巨额利润，直到非常不舒服的一天到来，我们的白日梦做得太长了，欧洲与亚洲都已陷落，我们也处在了毁灭的边缘。我们告诉希特勒：现在是你试验奇袭攻击的时候了。

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状况。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都是这个小星球上的旅客，每一个人的幸福与痛苦都会影响其他人。我们深思熟虑地为那个奇怪的狂妄自大的阿道夫·希特勒创造便利时，他唯一的野心就是让德国人主宰整个世界。

这似乎不是对历史事实的严肃讨论，而更像一篇哲学论文。如果是这样，我感到很遗憾。但是在目前的局势下，在我们每一个人为自由和生存而战时，哲学家比历史学家能够更好地解释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因为只有他才能从一个永恒的角度看待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想胜利地结束这场战争，这是能接受的最好的见解。也就是说，让那些哲学家中的一部分扮成男记者、女记者，尽最大努力唤醒我们的人民，使他们勇敢地面对风险。

我们的外交家看上去与他们的英国同僚一样是色盲。两国的高官们，宣布全世界都浸入红色危险之中，而没能注意到除了粉红色、红色之外还有褐色、黑色，甚至更多的颜色需要注意。

当前，美国正在从传统可靠的现金交易系统转换为信用支付的方式，这种方式很便利，却蕴藏了巨大的危险。经济大萧条席卷全国，我们的人民被卷走了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迫使他们像印第安丛林中的流浪汉那样生活。这些困难也导致我们不可能集中注意力来保护我们的海岸、抵御即将到来的袭击，德国和日本随时都会对我们发动攻击。

现在，悲剧突然降临到我们头上。此刻危急万分，美国仍然只顾自己的事务，一时难于集中精力关注世界事务。华盛顿已经变成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蜂巢。不可能继续让成百上千的美国人睡在走廊里、公园的长椅上。那些上百万严重依赖社会的年轻人特别需要照顾，他们怨气冲天。虽然已经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努力，但是国家仍然漫无目标。过去，个人愉快地做着个人的私事，而不去关心那些倒在路旁的人（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不去关心那些年老无法工作而需要关怀、救济的人，现在，那个时代的观点都值得怀疑。结果出现了许多新的联邦组织，由于被认为非美国化，这些组织在过去是不会被接受的。现在，由于可以减少夜晚的噩梦，减少对未来压力的恐惧，这些组织让普通美国人感到非常幸福。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直是古老的格言，过去许多人从中得到了好处，现在，他们期望合众国立即垮掉。许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大多数人日复一日地生活，照旧吃着一日三餐，穿皮鞋打领带，每天花大部分时间开着小汽车兜风、去电影院看电影。这些变化并没有导致“新政”敌人预测的那种革命。他们成为国家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再不会从法律书中被删除。

要不是大洋对岸不断传来隆隆的惊雷声，我们在和平的大道上还会继续前进。那雷声表明积雨云已经形成，暴风雨随时来临。

我们仍然没能认真地关注这一切。这些事件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而对上次大战所有伤心的回忆，再次萦绕在我们的脑海中。因某些原因尚未融和，但在感情上已成为真正美国人的种族集团，竭力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浑水摸鱼，解决彼此间的宿怨，并且（恐怕）不那么关心全国的整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成为民主政权固有的致命缺陷的牺牲品，我们再次将大量宝贵的时间（每一个小时对于我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浪费在争吵、讨论、辱骂上，或者耗费在允许大量公民以“言论自由”的名义阻止做绝对必要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在善恶大决斗来临之时，对我们国家能否生存下去是至关重要的。而那些公民以理智、富于建设性或爱国者的立场，思考问题的能力是不能令人恭维的。

直到那个致命的星期日的早晨，日本人背信弃义地扔下了粉碎和平希望的炸弹，直到此时，我们才如梦初醒，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是这个混乱世界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历史中最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我们一直反对必将发生的事。在美国建国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的日子过得舒畅惬意。在此新时期，我们承继了一片新大陆的所有财富，两个浩瀚的大洋成了我们的天然屏障，我们得到了赐予我们的恩惠。上帝将一切都赐给我们，这使我们忘却了历史上的所有重大教训。自由不是说说或者想想就会有的。只有那些愿意为之拼搏、为之工作、为之生甚至在必要时为之死的人才能获得自由。而且，最终只有那些渴望并能够去呵护它、珍惜它、持之以恒地将它作为一种善来小心关照的人，才能拥有自由。这种善，是一个文明人，在他称之为“家园”的小小行星上的短暂居留期间，可望追求的最高的善。

当本书排版付梓之际，美国正在吸取上述教训。过去二十年里，我们犯下了许多令人遗憾的错误，而且不得不为这些错误付出高昂的代价，就像每个人必须为其判断失误承担责任一样。但既然我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我们身处的形势，我们已经静下心来着手解决面临的问题，并成为一个可能完成使命的民族，一旦我们最终认为那个使命是值得完成的，冲突的结局就毫无疑问了。我们不可能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居民心地善良，对耶稣的教诲多少有所尊敬；而另一部分居民的行径比丛林法则更为野蛮，连襁褓中的孩子都不能免于集体谋杀和处决。

一旦这场战争结束，纳粹势力造成的巨大灾难将会被消除，就像我们消灭霍乱、痘疮等可怕的传染病一样。这时，我们就有了绝佳的机会。因为到那时，美国将为全世界指明一条通往一种崭新的、更幸福的文明形式的道路。在这种文明中，我们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地在一起，为了国家的利益真诚合作努力。这个国家是我们最宝贵的遗产和自豪的根源，这就是自由、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共和国。